配资优秀股票配资网站 困在时间里的母亲,65岁识字画画出书走出苦难
【编者按】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。从《诗经》到汉魏乐府,来自民间的创作者用文学诉说胸中块垒。如今,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文字发表的壁垒,越来越多的民间写作者被看到,被阅读。第一财经阅读周刊“素人写作”系列报道配资优秀股票配资网站,记录来自普通人的声音和他们的写作故事。以下是秀英奶奶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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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故事的A面,很鼓舞人。只上过一年半学的内蒙古农村老太太秦秀英,65岁开始重新识字,画画,学会写作、上网,进而收获诸多意外——2015年出版《胡麻的天空》,7年后又出版《世上的果子,世上的人》。第三本《婆媳之间》,她负责的部分写作和画画已经完成。眼下,她正在老家搜集第四本书的素材。
故事的B面,是两代人为了与过往和解而做的努力。秦秀英的小儿子吕永林、儿媳芮东莉是70后,他们通过高考实现了阶层跨越,一路读到博士。在上海安定下来后把她接到身边,发现一辈子都生活在社会底层,受尽时代、命运和家庭无情拨弄的母亲,依然困在久远的时空,反复诉说的,还是几十年前的苦难,听得他们揪心、无措、沮丧、烦。
最终,夫妻俩找到写作这样一种方式,让她在当农民、母亲、奶奶、外婆之外,多了一重新身份,母子、婆媳之间,也有了更加舒展、亲密的相处。“不是写东西,没人知道我的名字。”视频里,76岁的秦秀英用浓重的内蒙古口音感慨。
一切,就像宫崎骏电影《哈尔的移动城堡》中那扇魔法旋转门,被执着的人奋力打开后,色彩斑斓的新世界出现在眼前。
困在时间里的母亲
吕永林和芮东莉的家与众不同。客厅里没有大沙发、电视,两面墙上装了若干玻璃大橱窗,充满艺术气息地陈列着植物叶子、果实,各种贝壳、螺、昆虫、鸟类羽毛,各色矿石,还有猫、鸟、马等的牙齿、骨头等。稀奇古怪的宝贝,是这些年夫妻俩和秦秀英一起,天南海北收集的。
有一次,秦秀英在外面散步,带回来一颗直径一厘米出头的褐色牙齿。一开始,芮东莉担心是不是人的大牙,研究了很久,又跑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看动物标本,发现是猪牙。
拳头大小的猫头骨是他们在公园里捡的,“可好玩儿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芮东莉说。她长着娃娃脸,在四川攀枝花一个三线建设工厂家属区长大,跟着邻居学了一口东北话,说话直接、响脆,性格也风风火火。无意间发现那具开始风化的猫尸体后,他们把它挪到隐蔽处,几个礼拜后再去,已经只剩一堆骨头,于是把头骨取回来,用双氧水再浸泡。
橱窗里最醒目的摆件,是一具洁白的猪头骨,秦秀英好不容易找到后,从内蒙古寄来的。送货时,快递员不知道是啥,一直抱怨臭。“我还给洗、刷了呢,就是没有消毒水,”视频里,提到猪头骨,秦秀英就笑了,“东莉喜欢这些。”表情像大人给孩子准备了期盼已久的玩具一般满足。
“有时候我们三个人除了是亲人,还像同道中人。”吕永林这样评论彼此之间的关系。但时间倒退十多年,他们不是这样相处的。吕永林至今记得,母亲65岁那年在上海,留给他的背影。
那时,他调到上海大学中文系做副教授没几年,芮东莉还在出版社工作,他们租住在上大附近一栋高层公寓的25楼。崭新的毛坯房散发着石灰和水泥味,夫妻俩从二手市场精心淘来床、衣柜、写字台、斗柜等家具。芮东莉还在水泥墙上悬挂干花,养绿色植物和小鸟,让家里充满勃勃生机。
然而很多个傍晚,吕永林下班回家,却看到秦秀英总是独自一人,微驼着坐在宽大的落地窗前沉默不语。远处是万家灯火,舍不得开灯的她在暮色的反衬下,显得格外苍老、孤独。吕永林忍不住问她:孤独吗?她平静地说:习惯了。秦秀英的回答,让性格细腻、温和的吕永林内心如针扎,觉得母亲有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。
白天,秦秀英同样这样把自己和屋外世界尽量隔离。62岁时丈夫去世后,她被接来上海的次数变多了。刚开始,她在公园里看到别人跳广场舞,也跟在后面跳。一旦有人过来攀谈,既听不懂上海话也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就往后退缩,结果来上海好多次了,一个朋友都没有。夫妻俩又没孩子,大多数时候,秦秀英就靠做家务、针线活打发时光,要么就是长时间默默坐着。
儿子和儿媳妇在,家里才热闹些。但秦秀英只上过一年半小学,吕永林和芮东莉是大学同学,双双读到文学博士,两代人除了日常生活,没法真正交谈。何况她一开口,还忍不住像以前一样诉苦。
“那时假期里刚回家坐下,还没等喘口气儿,婆婆就拉个小板凳坐到旁边,一边抹眼泪,一边絮叨个没完。”芮东莉皱着眉头回忆。秦秀英一倾诉,全家人情绪就跟着受影响。大女儿容易共情,听得表情凝重,偶尔还陪着掉泪。二女儿觉得有点尴尬,会紧皱眉头,劝她不要讲。大儿子表现得豁达些,微笑着打趣她又在翻陈年旧账。知识分子气的吕永林则神色复杂,只好继续翻手上的书,也不知道在母亲的啜泣声中,他究竟看得进去多少。芮东莉说,听不懂方言的她“最惨”,不好离开,只能“或者假装同情,或者假装悲伤,百般无奈地陪着”。后来才知道,每次老人说的内容都大同小异。
吕永林原以为,把母亲从生活了一辈子的内蒙古小城接到更发达的上海,她会开心起来。夫妻俩也全力陪伴,有空就带她逛公园、去外地旅行,但是一旦某种情绪被触动,她立马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后来他才明白,就像一棵树的根、茎、枝、叶是密切连接的,如果境遇没发生根本性变化,母亲眉间的哀愁不会真正散去。
大半生“干甚甚不顺”
秦秀英在《世上的果子,世上的人》里总结自己“前半辈子命运特别不好,干甚甚不顺,动不动就遇上坏事情,躲也躲不开”。
1947年,她出生在河套平原上一个叫“二喜民圪蛋”的村庄。七八岁开始帮家里撕棉花、搓麻绳,11岁那年割草时,突然眼前立起一条蛇,吓得她拔腿就跑,打定主意要上学。第二天上午,背着大人偷偷到学校报名。她跟着姐姐学过拼音,父亲也教过算术,插班上了二年级。秦秀英学习很好,语文、数学都考高分。结果到了1960年,家里没吃的,上学也没有干粮拿,就不再去学校了。老师几次捎话叫她回去复学,母亲都瞒着她。
和家里姐妹一样,秦秀英17岁就结婚。那时北方农村家庭里女性地位卑微,妻子没有话语权,也没有经济权,都是丈夫做主。“文革”时,丈夫因为公公是小地主而受牵连,心情不好就找她“闹”,“打架、吵架,不怎么说话”。经年累月,温和、本分的秦秀英无法忍受了,想离婚。可哪有那么容易,“男方不好也不允许女的离婚,说‘好女不嫁二男’,再不好也要过下去”,最后秦秀英只得打消念头,“我也舍不得这些娃娃”。
她开始努力好好生活。和丈夫一起盖的房子有个大院子,里面里有水井、谷仓、鸡窝、猪圈、羊圈,还种着指甲花、牵牛花、蜀葵等植物。每当秦秀英走进院子,后面就跟着一群讨食的鸡、羊,金色的阳光洒在院子中央,晾晒的衣服随风飘扬。多年后吕永林回想起来,还觉得少年时期“拥有过最澄澈的天光”。“那时看电视,很多东西我一看就能记住。手也挺巧,孩子们的衣服都是我缝的。改革开放后我勤快,啥都做得挺好。”一贯谦卑的秦秀英这样评价年轻时的自己。
上世纪90年代,一辈子都想离开农村的丈夫,终于和兄弟一起在镇上开了家木材加工厂,秦秀英也跟着到了镇上,但生活并没如愿好转。很快,木材厂经营不佳,年近五旬的他们只好四处打零工。丈夫骑着三轮车给饭店送酱油、醋,秦秀英去鞭炮厂做小烟花,每天做700件才赚5块钱。后来到油厂补麻袋,年纪渐长后,在女婿的帮助下开了个烟杂店,收入仅够糊口。
在子女们的人生大事安排上,秦秀英也有很多遗憾,“娃娃们的命运都在父母手里掌握了,父母给思谋不好,孩子的前途就毁了”。大女儿从小就懂事,经常帮她担水,初一时看家里条件差,想回来帮忙干农活。那时土地刚包产到户,平均每家能分到几十亩地,是秦秀英人生中真正感到快乐和幸福的一段时光,她觉得日子比大集体时代好,“脑子糊涂了”,就同意了大女儿辍学。
到大儿子初中毕业时,秦秀英认为“种地能有甚出息”,“我刨了大半辈子也没弄下个甚”,有城市户口和工作才要紧,让他上技校学财会。毕业后,大儿子如愿分配到粮库上班,然而后来还是下岗了。
秦秀英最愧疚的是老三,也就是二女儿红侠。红侠本来成绩挺好,已经考上高中,但丈夫一辈子都喜欢听教书的妹妹的话,硬要让二女儿在五原县读技校,结果1988年毕业,1992年就下岗。随后她在鞭炮厂、饭店打工,走街串巷卖廉价化妆品,还没结婚成家,就过早体会到生活艰辛。秦秀英特别自责、痛心,她在《世上的果子,世上的人》里写,曾在地里冲太阳跪下磕头,求神保佑二女儿。芮东莉说,那个细节看得她“眼泪哗哗直流”。
被“改造”的母亲
吕永林是秦秀英最小的孩子,身材颀长,待人谦和,如今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他和二姐一样,从小就展露出是“读书种子”。上乡村小学,参加县里数学、语文、毛笔比赛,都能拿一等奖。还像大姐一样孝顺,看到秦秀英袜子坏了舍不得换,就把买饼干的钱省下来,比赛结束后给她买了双丝袜。
1990年,吕永林中考失利,离县里最好的一中差8分,只能上另一所普高。如果去了那里,就和姐姐、舅舅们一样,“一辈子被扣押在故乡的土地上”,没法走出五原县城。此时的秦秀英不再妥协,找亲戚帮忙,硬是把他送进了一中普通班,往更广阔的远方推了一把。
可是高三时,丈夫又听了他妹妹的话,不想让吕永林上学,要他改学技术,为此和妻子天天吵架。那年高考,吕永林虽然考了全班第二,但没上大学录取线。秦秀英不甘心,让他复读。次年,吕永林终于考上大学,彻底离开家乡。
17年后在上海,看着总是郁郁寡欢的母亲,就像当年自己的命运被母亲用力扭转了一样,吕永林也萌生出“改造”她的念头。那是2011年,作为国内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之一,芮东莉正在做自然笔记创作。夫妻俩觉得,种了几十年地,也喜欢花花草草的秦秀英可以学做自然笔记,“找点事做”。
《胡麻的天空》里记录了初学的情形。一开始,秦秀英说自己文化水平太低,没画过画,害羞推脱。和小两口磨了近半小时,尤其怕芮东莉不高兴,才勉为其难画了一幅。“任务”完后成得到夫妻俩的竭力鼓励,才没那么紧绷。
后来,芮东莉“得寸进尺”,要求她写上日期、地点、天气等情况,每天下班回家还要“检查作业”。从来都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为别人着想的秦秀英,真的硬着头皮认真查字典,认字、写字。她是左撇子,左手执笔画画,右手执笔写字,把一本《新华字典》都翻烂了。
2013年,吕永林调到上海大学教创意写作,有一个重要环节是“写作工坊”,把选题、结构、细节等拿来讨论、分享。自然地,他和芮东莉建立了“家庭写作工坊”,引导母亲写作。“她喜欢倾诉,最不缺细节。但没有写作技巧,文章开头啰嗦,不知道如何衔接上下文,思路也很跳跃。”他们一点点教她如何讲故事、写结尾。
年迈的秦秀英一路走得踉踉跄跄,不时忘记儿子和儿媳妇教的各种知识,错别字也很多,“已经”写成“以今”,“那个”写成“乃个”,“衣”写成“农”。少不了沮丧、抱怨,也想过放弃,“我就是羡慕那些老太太,什么也不搞,就坐在一起,聊聊天度过一生”。最后,凭着一股轴劲,她写和画出了很多老家河套平原上熟悉的事物:死去的小狼,雪地里骑骆驼的年轻人,豌豆下的乌蛇,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芨芨草,缀满宝石般的浆果的哈莫儿……这些几百字到数千字不等的小文章,汇集成第一本书《胡麻的天空》。
自从开始写作和画画,秦秀英更加努力和吕永林他们保持精神层面的某种同频。黄兴公园里有一片银杏林,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地方。天气好的夜晚,经常坐在长木凳上看星星,她渐渐认识了木星、火星,还有别的星座。
“如果照着农村老人普遍的道路走下去,她就不会再次进入子女的世界。”吕永林和芮东莉都认为,归根到底是秦秀英自己有动力,想改变自己,“她一直喜欢有文化,憧憬了几十年,终于有机会能把小学时学的一些东西捡起来,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”。
通过写作“报仇”
到了《世上的果子,世上的人》,植物不再是主角,而是作为引子,引出秦秀英经历和见证的一个个人生。不可避免地,又会想以前的苦,“她回忆的套路就是首先想到不好的事”。芮东莉说,初稿也是千篇一律的“诉苦”,人物形象扁平,编辑甚至一度没有出版兴趣。
他们再次耐心地引导她,“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苦的,想想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?喜欢些啥?”慢慢地,秦秀英另一扇封尘已久的记忆之门才打开,一点点洒进光亮。她的父亲,不再是吕永林幼年印象中那个中风后躺在炕上不能动弹、说话含糊不清的姥爷,而是名字古典的“秦子元”。他喜欢听戏,曾经带着秦秀英走了十五里地看《斩窦娥》。手也巧,粉条做得好,大集体时代还被别的公社请去教人漏粉条,得到认可后特别高兴。“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,哪怕是普通人,也有这样的时刻。”芮东莉很喜欢修改后的《父亲》,吕永林对姥爷也有全新认识——他内心细腻、丰富、敏感,和莫言笔下的单干户“蓝脸”很像,勤勉、本分、善良,“但为时代所不容”。
修改时间最长、写得最痛苦的一篇文章,是写自己的四妹妹。作为全书最悲惨的人,秦秀英形容她的人生就像一颗“苦豆子”,开出的花素雅清新,结出的果子却极其苦涩、寒凉。四妹妹从小就长得好看,可惜有六根手指头,十多岁时去医院做了手术,笑容才多起来。她本来找了个城里人订婚,后来男方入党,工作也转了正,看四妹在农村前途还没着落,就提出退亲。四妹妹受打击后精神出了问题,变得有些疯癫,几年后,父亲半身不遂没法劳动,家里条件越来越差,只得把她匆匆嫁人。
生了两个儿子后,她再次遭受命运的残酷锤击,被村里一个光棍强奸,此后精神疾病越发严重,连衣服也不肯穿,婆家把她圈到一个小房子里,门窗全部堵上。时间久了,人都蜷缩变形,没法站起来,死的时候,才47岁。芮东莉说,写四妹妹那段时,秦秀英整个人都很低沉。有一天,她像往常一样随口一问:“四姨一辈子有啥开心的吗?”没想到秦秀英突然哭了,后来才终于想起,她读过三年民办小学,在村里算是“文化人”,订婚前曾教过一段时间幼儿园。那时,四妹妹对未来充满憧憬,教学认真,孩子们也很喜欢她。后来,秦秀英还补画了一幅四妹妹带着小朋友们弹玻璃球、跳绳的画。
吕永林他们希望通过类似引导,让秦秀英改变之前的思维定势,“她的人生当中很多人也给了她温暖,再艰难的人生都会经历些美好时刻”。
但是有一些人,秦秀英始终不肯改变评价。“我婆婆为什么要写队长秦锁父子?是对他们恨之入骨。”芮东莉说,秦秀英通过写作“报仇”,宣泄内心的恨,因为四妹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,都被“村霸队长”秦锁毁了。订婚宴上,他一看男方开来村里人没见过的东风车,再加上被秦秀英不小心得罪过,妒火中烧,当场借着酒劲把桌子掀翻、碗盘砸烂,被家人认为“兆头不好”。后来还多次卡四妹妹入党,而入党,又是四妹妹给男方许下的诺言,实现不了,哪怕领了结婚证,男方也不认可两人的婚姻关系。“那时一个小小的大队政治队长,就能把一个鲜活的生命给毁了。”说起这些,芮东莉也很气愤,“杀人不见血,太可怕了”。
《世上的果子,世上的人》里,丈夫是秦秀英唯一没专门写的家人。吕永林记得,小时候父亲经常躺在床上给他讲民间关于忠孝仁义的故事,教他受人滴水之恩,当以涌泉相报。年迈后在上海与芮东莉相处,他也非常客气。可是他却没有这样温和地对待妻子。“解放了还是老观念,男的不做饭,不做家务,”秦秀英解释不单独写丈夫的原因,“他对我一直轻视,我也不喜欢。”
她是有地位的人了
出版了两本书后,秦秀英的变化是明显的。“以前显得很苍老,现在整个人有心气劲儿,创作这些事情占据了她很多时间和精力,诉苦就少了,”吕永林感叹,“人还是要一些情感寄托的东西。”
“我也是感觉到开朗了很多。”秦秀英不好意思地笑着说,以前见了人不知道该说啥好,没话说。“有的时候说着过去的事,我会哭。后来写得多了,慢慢也就看开了,也敢写了。”如今,她对写作越来越自信,有了想法跟儿子他们讲讲,就开始动笔。
闲暇时,秦秀英也看书。她的两本书都是刘震云作的序,她便读了他的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以前为了练习普通话,芮东莉给她买过北岛主编的《给孩子的诗》,但她没法理解孩子们的想象,不感兴趣。前段时间赶在回内蒙古前,她花半个月时间读完了傅高义的《邓小平时代》。吕永林猜测,那个时代是她熟悉的,才愿意把这本砖头书看完。
她还接受了很多记者的采访。吕永林说,社会的广泛关注,让她的个人尊严感得到极大提升。这对一个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、毫无话语权、习惯了谨小慎微,每个月只有100多元农村养老金的老人来说,非常重要。“别人看老太太的眼光都不一样,老太太说话的分量也重些了。大家会觉得,她是有地位的人了,想对她说什么,也要掂量掂量再讲。”
秦秀英把四个子女比作内蒙古荒滩上再普通不过的植物防风,果子同根同源,在秋风的吹拂下却飘向不同的地方。但和大多数传统的中国家庭一样,历经坎坷的他们非常内秀,很少像母亲在文章中那样袒露情感。吕永林说,自从秦秀英走上写作、画画之路,她就成为兄弟姐妹之间感情联络的新纽带。每出一本书,记者每写一篇报道,子女孙辈们都引以为傲,在朋友圈纷纷转发。上个月,上海电视台去内蒙古给秦秀英拍纪录片时,要一个方言“翻译”,本来在家带孙女的大哥非常积极,四处张罗,不仅和亲家协商那几天带孙辈的分工,还负责提供拍摄车辆,愿意兼做“翻译”,“是个系统性的工程,”吕永林开玩笑说,“我们也没想到那么复杂,家里想得还是蛮周到的。”
以前,因为方言、性格、生活习惯等的不同,秦秀英和芮东莉之间多少有些疏远。通过教秦秀英做自然笔记,目睹一幅幅画、一篇篇文章诞生,芮东莉对婆婆也有了更多了解,“她喜欢养兔子、养鸡,养猪也是一把好手,以她的勤快和擅于学习,在农村当个养殖户,完全可以把一个家经营得很好,让几个子女好好读书。但是没办法,遇到那个时代,遇到那样的人。”
然而,对于人生中大多数时光都自感无限悲苦的秦秀英来说,暮年出现的这些暖光,不足以照亮她所有的过往。“苦是诉不完的,会一遍遍,一轮轮!负能量说来就来,然后我们毫无准备,劈头盖脸又遭受她的负能量的暴力!”芮东莉快人快语,一旁的吕永林依然是微笑的眼神。“所以我们都以一种艺术性的方式来把情感宣泄出来。”芮东莉说,他们正在准备新书《婆媳之间》,讲相处的日常。婆媳关系中男人的作用甚为关键,吕永林也会写文章,这将是他们三人的联手之作。
“我一直没琢磨透,为什么快乐的事情她记得淡、讲得少,脑海里占据的都是苦恼的、创伤的记忆?”吕永林说,可能还是跟秦秀英的生活状态、感受、个人意识有关,不愉快的事才会在大脑中覆盖得太深太深,“我跟东莉意识到这一点后,会反思。我们的生活要朝着明天,朝向未来”。
《胡麻的天空:一位母亲的“自然笔记”心灵史》
秀英奶奶绘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·铁葫芦2015年5月版
《世上的果子,世上的人》
秀英奶奶、吕永林 绘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上海贝贝特2022年9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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